小林在村里的街道上

　　这里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偏远山村，风景绮丽。站在村里任何一个位置，四面望去，满眼都是连绵的群山，平地拔起，危峰兀立。

　　可是，风景虽美，交通非常不便。2018年6月5日，我从南宁到县里，到乡里，再到村里，耗了一个下午，夕阳西下时，才抵达这个群山环抱中闭塞的小山村。也许正因如此，本文的主角林文萍，才会在大学毕业后，千里迢迢从四川来这里支教。

　　我是专门来采访小林姑娘的。两个星期前，我收到她的来稿，洋洋洒洒五千多字，尽述其抗抑郁经历。老实说，她的经历并不复杂，无非是大学期间抑郁症急性发作、住院，然后出院、痊愈，有一些感受，等等。类似文章“渡过”公号上有很多。

　　不过，我还是发表了她的文章，主要原因在于她提到：病情缓解后，她到广西支教，在支教中完全康复。

　　这个情节吸引了我，我又好奇又担心。担心的是，从她的叙述中，我判断她的病不只是简单的抑郁，而是“双相情感障碍”，而双相是有隐蔽性的。她重度抑郁住院，仅仅一个多月就出院，服药3个月后就停药，会不会有复发风险？

　　好奇的是，如果她如今好了，那么，支教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？我知道有“公益疗法”之说，想通过小林考证一下，是不是确实有效，以及限定条件是什么？

　　带着好奇和担心，我联系上小林，来到了她支教的小学。小学坐落在村中心，白天是村庄最热闹的所在。傍晚，放学之后，喧嚣散去，偌大的校园只剩下几位外地支教老师和校长夫妇。这个群山环抱中的中国最基层的村小，显出了空旷寥落的模样。

　　我们在小学的操场上漫步。在四周黑黢黢山影的映衬下，小林对我讲述了她患病之初的往事。

　　抑郁难捱折临床治愈

　　2015年9月底，刚参加完司法考试的我，放弃本校研究生保送资格，准备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考试。

　　时间只剩3个月，压力巨大，但当时的我并没有把这当成什么大事。差不多坚持了两月，考研还剩30天，坏消息接踵而至——司考成绩不如人意；曾以为的灵魂伴侣因异地支教劈腿；家中出现重大变故，爷爷的病一天天变得更重……

　　我开始不受控制地整夜整夜哭泣，然后失眠。天气越来越冷，起床和吃饭成了每天最难的事。我谁也不想见，又忍不住地害怕，渴望被关心。

　　争强好胜的我不想被任何人看出端倪，尽量躲着熟人，每天也还去图书馆看书。我躲在最角落的位置，一坐下来，所有不愉快的经历就像放电影一般循环播放。每晚也一定要快熄灯我才能回寝室；下雨天会一个人站在操场中心冲着自己怒吼，甚至自扇耳光埋怨自己无用；坐车不敢靠近门，总觉得自己下一秒会跳车被乱车撞死；一上厕所就把自己关在里面两三个小时；以泪洗面差不多是常态。

　　室友有所察觉，但临近毕业忙着各寻出路，估计当时想离我这个“瘟神”能有多远就多远吧……这样的状态一直挨到了考研结束。

　　心中总有挥之不散的阴云，不论别人如何和自己讲道理、聊天、安慰、鼓励，我再也变不回去原来的样子——那个热情大方、整天乐呵、能言善辩、热爱生活的自己。

　　我想自救。那时我对抑郁症一无所知，也认为患病是自己“意志不够坚定”所致。于是我找能量场很高的超哥聊天，好了一两天又不行了；易琴带我回宜宾散心几天，二嬢一生坎坷励志的经历也激励不了我。

　　后来，我还一个人坐上硬座绿皮火车，去贵州桐梓找在我看来阳光积极的祥美姐，想从她身上获得生命的能量。没想到见到她，她和男朋友一帆风顺的事业和逍遥自在的生活，更让我坐立难安。

　　我想我可能是病了，终于去学校心理咨询中心治疗。那老师贴着慈悲的微笑一口一个“我理解你”，我恨不得痛骂她一顿：“你这个虚伪的骗子！你根本理解不了我的痛苦！”可是，我连和她争吵的力气都没有。

　　没有地方可以收容，我不得不回家。那晚妈妈问了一句：“女儿，你到底怎么了？”我抱着妈妈，好像不知道受了多大委屈，哭得声嘶力竭，直到手脚发麻瘫在客厅里。

　　回家我想找份兼职换个心情，可是我起不来床，一到早晨我就觉得浑身被针扎似的疼痛，心底会冒出声音说：“何必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什么意义呢？他们日复一日地重复劳作着，一眼望到头全是痛苦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”

　　我木讷、冷漠、狠心、自私、无情。趁他们不注意坐上窗台，大晚上偷偷跑出家惹得全家出动来找我。我在网上看世界上的死法，写了遗书。我不吃饭，我不起床，无论谁叫我，谁求我，谁给我讲道理，谁在我边上哭。

　　我糟糕透顶了，挨着日子过了我一生中最悲惨的“新年”，那时母亲没日没夜地哭是支撑我活下去唯一的动力。

　　我给妹妹说，我可能抑郁了。家里并没有人懂，也没有人相信我，他们以为我在装疯卖傻。

　　转机发生在某一天，我中学时代最好的朋友老祝，从县城来到我家。他不和我讲道理，只是告诉妈妈：“她就是病了，带去医院有病治病，该吃药吃药，该打针打针，听医生的。”

　　我落下感激的泪，但什么话也没讲。这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感受到被理解，被包容，终于有人相信我不是在装疯卖傻以逃避世俗。我终于可以把身上重重的壳卸下来。

　　我开始了治疗。先是去一家在某搜索引擎上位居榜首的私人医院，被诊断为“重度抑郁症”，立即办理了住院手续。一晚上做了整套的检测，火急火燎花掉了五千多元。治疗了两周，吃了药就睡，毫无起色。第二次去的是公立医院，诊断结果依旧为“重度抑郁症”，立即入院治疗。

　　前十来天没一点好转，加大安眠药剂量才能入睡。直到我在走廊外听到主治医生告诉妈妈：“你女儿是双相情感障碍，需要终生服药。”

　　妈妈那晚抱着我，不停地抚摸我，什么也不说。我暗自想：我不能接受终生服药，一定要绝地反击了。

　　我开始从心底里接纳医院的治疗办法：药物治疗、心理治疗、物理治疗。

　　在医院一天的安排大概是：一睁眼就给自己加油打气，起床吃饭，早间冥想、瑜伽操、输液、服药、颅磁共振治疗、个人心理治疗、团队治疗（音乐、图画、戏剧等形式）和家庭治疗、病友集体活动等。

　　那个时候药物治疗用量很大，体重飙到了150斤，整天昏昏欲睡。老记不住事情，目光无神、恶心犯吐。

　　我从书里学到“恐惧盒子”和“成功日记”的方法。每做一件事之前会把我的恐惧写下来，一遍一遍告诉自己不需要害怕；我咬牙每天写“成功日记”，告诉自己不是废物，哪怕只是吃饭、接电话、散步两圈、和人微笑、看一集综艺节目，那都是值得称耀和庆祝的事。

　　睡不着觉的时候，就看电影，《被人嫌弃的松子的一生》和《我的丈夫得了抑郁症》《百元之恋》等等，像是在这些losers（失败者）身上看到自己——人生哪有那么多的胜利，挺住就是万幸了。

　　毕业的日子指日可待，妈妈陪着我去网吧修改毕业论文；我哭的时候她就守在一边，难受也包住眼泪什么都不说；担心我半夜再跑，每晚把腿搭在我的身上；医院里的科普课，她一页又一页的笔记记得详尽从不有任何遗漏；还要忍受我阴晴不定的坏脾气……我时常想，如果不是妈妈，我或许真的迈不过那个坎，糟糕地不见了。她的爱实在太厚重，我此生也无以回报。

　　像我这样只在医院里住了三十来天就出院的重度抑郁症患者，实在少见，我也实在幸运。用药三个月后再去复查，那句“终生服药”变成了“你康复了，可以停药了”。

　　自此，我的生理表层创伤算是基本治愈了。

　　一个人与一群山的孤独

　　小林讲完她的抑郁和治疗经历，已是深夜。她的讲述让我唏嘘不已，其中最让我震撼的是她的“成功日记”。我完全可以想象，当她把常人看来极其简单的事情，作为“成功”一笔一画地记载在本子上时，承受着怎样的苦痛和折磨，而表现出的求生意志又是多么强大。我看着眼前的她：如此健康阳光、活力四射，当年承受的痛苦已经烟消云散。这验证了我的一个判断：抑郁症患者康复后，完全有可能比原来的状态更好。

　　时间不早，我们决定休息。这里是小山村，没有旅店，只能住在学校。好在有几间教师宿舍空着，推开门，潮气和蚊虫扑面而来。小林替我收拾好床铺，找来蚊香。我多年不用蚊香了，一点上，那强烈的硫磺气味，立刻把我带回小时候的岁月……

　　宿舍门外，便是小学的操场。 万籁俱寂，一切都已睡着，只有四周的山影伫立。

　　我想象着小林，她来这里已经两年了。两年前，她大病初愈，一个人独自来到这个艰苦、封闭而孤单的环境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？是爱心，还是逃避，或是冒险？当然，从身体状况看，现在她已康复，这是运气，还是必然？我决定明天要打开这个疑问。

　　第二天一早，窗外的鸟鸣和人声把我吵醒。这里不似大城市，很早孩子们就到学校里玩耍。我站在宿舍门口，看着他们嬉闹。

　　小林也过来了，领我去吃饭。我们的话题随即开始：她为什么要来这里支教？两年的支教对于她的康复，是好还是不好？

　　“这对不同的人，是不一样的。”小林说。

　　出院的第二天，我偷偷去医院旁边的网吧，填写了一个支教项目的网上报名表。经过三轮面试，顺利拿到录取通知书，来村里支教两年。

　　这两年常常被问及：为什么要去支教？这个问题，其实对我来说根本不是问题。

　　我在读大学期间，一直从事和农村留守儿童有关的公益活动。相比格子间里中规中矩的工作，我更喜欢做农村的发动机，而非城市的螺丝钉。罗素说过一句话：“对爱情的渴望，对知识的追求，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，这三种纯洁但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。”这句话多年来一直吸引着我。

　　可是，要把这个愿望付诸现实，需要勇气，需要克服阻碍，放弃很多世俗的追求。一场突如其来的抑郁症，让我放下了很多东西。我想到，幸福本源乃参差多态，我不要等，我要尽我所能去经历各样的人生风景。这也是我力所能及的回归社会的方式。

　　对我的想法，家人起初不理解，担心刚从黑暗中走到阳光下的我，不适合去偏远农村受苦受累。他们甚至怀疑我是不是还没有好完全，又选择一种方式来逃避，或者继续伤害自己。

　　我给父母写了一封长信，把对项目地的了解和我所做的准备，毫无保留地冷静地告诉他们：“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，也是我能够做到的事情。”

　　父母怀着忧虑妥协了。出发前，我创办了自己的公众号“林姑娘的木时光”，打算把未来两年里的一点一滴都记录下来，给自己留个念想。

　　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：这次抑郁发作太刻骨铭心了，我希望我所经历的一切，可以成为日后创作的灵感——如果有可能，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后我想拍一个关于自己的纪录片，去影响更多处于“黑暗”中的人。

　　正式入职前，支教单位为我们安排了近40天紧张而又充实、高强度的暑期培训。那些天，我异常地兴奋和高亢。课堂上回答问题最积极的是我，参加活动最激动的也是我。每天睡眠4个小时，一大早我就要把同寝室的姑娘叫醒，因此被她们送了一个外号，“理想的闹钟”。培训结束，确定派遣名单的时候，竟没有一个人愿意和我搭班。他们说：“文萍太上进了，会给别人带来压力。”

　　现在回顾，那时的我可能还是有些轻躁狂吧。

　　2016年8月26日，我来到项目学校。这里距离县城50公里路程，六个年级六个班，总共200左右学生。我即将接手的是三年级的一个班。

　　到了学校，我和另一位女同事同住在一间30年前修建的平房里。最不方便的是洗澡和上厕所，是在距离房间200米外的学校角落里。

　　刚到学校的晚上，天降大雨，屋内小雨。床上放着一个塑料盆，在“滴答、滴答”的背景音乐中，我度过了第一晚。

　　开学第一天，我在我的班级做了一次摸底检测。全班语文平均分21.56分，最高分仅51分。我蒙了，孩子们吵闹混乱的课堂也让我无从下手。

　　一上课，就是痛苦的开始。第一个周末，无力的我写下这样一首小诗，《初见》

　　初见你的孩子

　　各个身材小小

　　眉清目秀

　　走近你的孩子

　　平均分不及33分

　　遭受着责骂和嘲笑

　　他们任性肆意

　　脱鞋、抠脚、讲话、走动、打闹

　　不知什么是PPT

　　不知如何标注自然段

　　不知如何做笔记

　　他们习惯着否定

　　除去微笑

　　就是摇头

　　我走进教室里

　　每一分钟都觉得很难

　　三尺讲台

　　两轮春秋

　　静待花开

　　最初的挑战，除了来自沉重的教学压力，还有面对学生原生家庭问题的无力，更有节假日冷清的学校，要应对一个人与一群山的孤独。

　　关爱学生自我疗愈

　　如果不是身处当下，小林的讲述我未必能完全理解。但住了一晚，我已经能感同身受。不过，我又想，支教生活固然是艰苦而寂寞的，可是对于抑郁症初愈者来说，说不定相对比较简单的环境，正适合疗愈呢！

　　当然问题不会这么简单。抑郁症患者在康复中，既不能承受太大的压力以至于病情复发，又不能脱离集体，离群索居，毕竟彻底康复的标志是全面回归社会。小林大学毕业后，避开喧嚣的都市和复杂的职场关系，独自一人来到这里，可以说获得了一个难得的休养生息之机，但个人价值和自我肯定又如何实现？

　　这个疑问，在小林的课堂上我得出了答案。

　　上午，我听了小林一节课，看她和孩子们互动。孩子们对她是欢迎、认可的，也许是知道再过一个月她就要离开，好些孩子表现出对她深深的依恋。小林知道，在这最后的时日，她要做的是如何恰当地和孩子们告别。她和孩子们都需要克服这种情感上的依赖，需要珍惜当下的每一个时刻。

　　处理好别离，就是找到彼此内心的安全感，这对小林同样如此。课堂上，小林和孩子们共同做了一个游戏：将未来的时间换算成秒，算出来是一个巨大的数字。然后，小林拿出时钟，问孩子们：“有什么事物或者人会永远存在吗？”

　　小林告诉孩子们：“无论现在黑板上的数字有多大，它都会滴滴答答地溜走。我们除了珍惜，将它过得更精彩，别无办法。”

　　在一篇给孩子们的文章里，小林写道：“不论未来在哪里，我的心里都会挂念着你们。希望有一天，你们出现困难不知所措需要求助的时候，林老师出现在你们的脑海里。我离开，并非因为我不爱你们了，是因为林老师需要去做更重要的自己，培育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老师，来日才可以真正成为你们心目中的超级英雄……”

　　孩子们也用文字表达了他们眷恋。在一个周记本上，我看到一个孩子写着：“老师，你来了，我考了55分，你没来，我考了3分。老师，你不要走，你在这，我一定一定会考得88分。”

　　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，听小林上课。我注意到旁边有一个孩子，孤零零坐在一张课桌前，没有书包，没有课本，但听得很专注。

　　下课后，我问小林这个孩子是怎么回事。话题由此开始。

　　这个孩子叫小淇。在他3岁时，因为贫困，他的妈妈逃离了家庭，从此杳无音信。有一次上课，他给我留下很深印象，不是因为勤奋好学，而是因为淘气——他在课堂上竟然翻起了跟头！

　　还有一次，课间，他被马蜂蜇了，脸肿得老高。我对他说：“让你妈妈帮你热敷一下。”他回答：“我没有妈妈！”我这才知道他家里的情况。

　　他家几乎就是家徒四壁，爸爸常年在外打零工，勉强维持他和姐姐的生活。一次家访，聊起他的妈妈，他爸爸在我面前忍不住哭了:“谁有钱就跟谁跑，家里一分钱存款没有，讨不了媳妇的。”对三十来岁的农村男人来说，媳妇跑了就是一场天大的灾难。

　　尽管淘气，但小淇本性善良，家里再穷也不偷不抢。他从来没有好好学习过，上课凭心情来决定是否捣乱，一有空就去山上抓蜈蚣卖，挣几个零花钱。我发现这个孩子已经无法从学习上获得成就感，意识到他所需要的养分不是分数。我能做的只是教会他如何做一个自食其力、堂堂正正的人。

　　像小淇这样让我头疼的孩子不只一个。有的因为营养不良，有的因为家庭支离破碎，有的因为有不被理解的疾病……

　　小龙是我在周记里写过的孩子。他个子很高，眼睛亮亮的，看上去很精神。但到学校的第一周，搭班老师就善意地提醒我：“这个孩子智力有些问题，学不会的，离他远一些就好。”

　　我偶尔会找不同程度的问题提问小龙，想测试他的智力程度。他的字写得方方正正，作业都能按时完成，每次作文也都写得认认真真，可一到单元检测，他从没超过20分。

　　最开始，小龙会趁同学们不注意，把他们的书包、衣服画得乱七八糟，有时还会攻击其他同学。我悄悄代替小龙向同学们道歉，希望懂事乖巧的孩子们照顾他、帮助他。

　　一天，小龙突然想起很久前同学间一个小纠纷，就在班上大闹起来。他挥舞着笔，就像挥舞利器，不分青红皂白乱扎一气。小淇的肩头上就被笔扎出几个红色的小圆点，来找我告状。那天，我说了小龙几句，他偷偷藏在保安室背后的墙角处，我和班里同学把整个学校翻遍了都没有找到他。又一天，我听说他中午跑到公路上，躺着想要自杀。他说他要逃离这里。

　　第一次家访，我告诉家长，孩子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建议他们有空带孩子到南宁专科医院做一下检查。小龙爸爸因为这个事情和妈妈吵得不可开交，他一直在外地打工，不相信他的宝贝儿子会有任何问题。

　　寒假期间，我得知小龙妈妈还是带孩子做了检查。医生说，孩子得了注意力缺陷障碍和多动症，开始做药物治疗，每个月费用要一千多块。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，他妈妈去村里的幼儿园上班，听说最近在准备保育员资格考试。

　　新学期，小龙服了精神类的药，总是没精打采。每天晚上我都会收到他妈妈的信息：孩子在学校乖吗？孩子进教室了吗？……他妈妈希望孩子有任何异常，我都能第一时间和她联系。

　　后来，小龙的病情一直不稳定，我得知因为家里经济困难，他停药了。我意识到，在农村，像抑郁症、注意力缺陷障碍这类疾病，会被当成鬼附身一样不被理解，小龙的妈妈为此承受了巨大的精神负担，也难以找人求助。我便和另一位支教老师通过社会途径帮小龙找到资助人，使他能够恢复治疗。现在小龙的病情基本得到控制，情绪也稍微稳定一些，即便再复发，也可以很快自我调节和恢复。

　　这样的家访我进行过多次，在和村民的接触中，我感受到被接纳，逐渐摆脱了孤独。为了让自己不至于在闭塞的环境里落伍，每天晚上我购买网课充电学习，也以此打发寂寞和漫漫长夜。

　　渐渐地，我的学生语文成绩平均分，从最开始的21.56分、0人优秀，提高到目前的61.98分，10余人优秀。有孩子在班级树洞里写纸条告诉我：“林老师，我过去是一个只能考16分，连‘笨蛋’都不会写的笨蛋，现在我考86分，上台领奖状了，再也没有人可以笑话我是笨蛋了，谢谢你。”

　　融入环境和生活中，我不断发现学校和社区的缺失，便把我认为最美好的三个事物——阅读、诗歌、电影带给孩子们。在爱心人士的捐赠下，我们建起了班级图书角，做了阅读联赛。我们参与诗歌课程设计，一年四季给孩子们上诗歌课。孩子们的作品在网上获得了700多元的打赏，诗歌课程还被搬到了网络平台，全国有超过100所学校的孩子正在上我们的诗歌课。

　　我喜欢看电影，便发起了“乡村影院”项目。我希望村里人也能和城市人一样，有一个叫做“电影院”的去处。我的想法是：通过放电影的方式主动和社区居民接触，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，潜移默化影响家长的教育观念，为孩子们打开通往世界大门的一扇窗，期待成为乡村社区文化的引领者。我还借助其他公益机构力量，为孩子们上“性健康教育课程”“一扇窗计划iPad进课堂”“日慈心灵魔法学院课程”……

　　阳光照进万物缝隙

　　听到这里，我打断了小林的叙述，她提到的“乡村影院”项目引起我很大兴趣。以小林一己之力，如何操作这样的电影项目？怎么引进电影？在哪里放映？

　　小林告诉我，通过机构项目基金申请和社会爱心人士的捐赠，她购买了音响、幕布、投影仪、板凳，又精心挑选了适合亲子共看的电影，围绕社会、励志、历史、教育、亲情等题材，从正规渠道下载电影，一到周末，便去村里的空地上放映。

　　我让小林带我去放映点看看。上午放学后，她带我来到村里。

　　中午时分，是山区一天中最热的时段。烈日当头，晒得人裸露在外的皮肤火辣辣的。小村不大，只有一横一竖呈丁字形的两条街道，交叉处，就是小林说的那块空地，算是小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。

　　和现在中国许许多多凋敝的村庄一样，年轻人大多出外打工，街道上空荡荡，偶有老人拄杖踽踽独行。更多的是一只只狗，横卧在路中间吐着舌头，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。我想，小林和其他支教老师来到这里，至少会给这个封闭的小山村带来活力和欢笑。

　　站在这块空地上，小林跟我比划着，放映机安在哪里，幕布立在哪里，“人多的时候，幕布正反面都坐满了人。”

　　“乡村影院”项目最开始只从一所项目学校做，后来慢慢推广到其他31所项目学校，这让小林很欣慰。

　　“我没有想到，自己一个小小的念头落地，会让32个村落单调乏味的周末夜晚有了些许不同。不知不觉，在小小的范围内，我成了乡村社区文化的引领者。”小林说。

　　支教生活即将结束，我常常被问，也常自问：两年里，你有什么收获？

　　我现在可以回答：我最大的收获是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。从最开始的寂寞、孤独、惶惑，到逐渐适应环境，充实而又丰富，支教给我带来久违的快乐。孩子们具有强大的治愈力，从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眼睛里，从他们单纯可爱的笑脸里，我一点点找回自信。

　　我意识到：比起孩子们对我的需要，我更需要孩子们。与他们朝夕共处七百多天，我感受到被需要的价值感。这种价值感驱使我自发地探索生命，认识自我并充满自信。

　　两年里，我比过往生命中任何时刻都无所畏惧。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审视自己过去20年的生命。我慢下来，让我的身体机能跟上我的雄心。我找到生命的意义在于“经历”而非“被期许”。我明白我生来就是“为自己”而非“责任”，我可以抛掉成见去看到生命的更多种可能，一丁点一丁点地找回自信，也一点点变得更有力量、更懂珍惜。

　　在病中，我抄录过我很喜欢的美国诗人玛丽安娜·威廉森的一首诗：“当我们从自己的恐惧中解放，我们就自然而然地解放他人。”这首诗，现在我还经常在回味。

　　和小林在一起待了两天，我对她的过去和现在有了全面的了解，原先的担心烟消云散。我确认她已经痊愈，而且还比较彻底。尽管她很早就停药，但不知不觉中，她走出了一条正确的康复道路，这可以理解为命运的馈赠吧。

　　临别之前，我对小林说：“我来给你这两年的病情和治疗，做一个全面的概括和梳理吧。”

　　我说，你的疾病，主要不是心理问题所致。你的原生家庭尽管不完美，但总体是健康的，你的性格也没有什么扭曲。你的病，可能更多是出于内源性。多年来你对自己要求过高，负荷过重，启动了你的内源易感性。人的生命能量是守恒的。当你过度使用自己，透支了生命，时间久了，就会积劳成疾，体力、精力流失，最终不能承受。

　　好在你没有耽误太长时间，积极采用药物治疗，又幸而你对药物敏感，于是短短一个月内，用药奏效，三个月后，临床症状缓解。

　　这时，你停药了。按说这是很冒险的，幸而你选择了来这里支教。尽管条件艰苦，但人际环境相对友好单纯，你得以休养生息，尽管中间也有过几次小的波动，但总体上你的身心逐渐平稳，平安度过了最初的恢复阶段。而后，你逐渐适应了环境，在和孩子们的相处中，你感受到被信任和被需要。印度有一句古话，“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”，有能力帮到别人，是一种更高程度的价值实现。这其实是一种深层次的心理治疗。

　　更重要的，两年的支教对你还是一次精神世界的整理和重构，好比人生第二次成长。你的生命在一点点重建，你对外部环境更有把握，你发现你可以做很多事情，并且能够赋予它们更多意义。你对未知、不确定的未来有了更多的把控力和勇气。任何精神障碍都是内心冲突的结果，你解决了冲突，虽然停了药，至今也安然无恙。

　　对我这个解释，小林表示认可。

　　“对的，”小林说，“我的感觉也是如此。我不能肯定在未来某个时刻，我是否会被再次击倒，可这两年的支教经历，教会我更科学地对待疾病，我也因此学会善待自己和周遭。”

　　“那些痛苦不堪的经历腐烂在我的内心里，成为独特的养分，滋养我向着阳光和不再畏惧。”

　　看着小林，我想起了一句话——

　　“万物皆有缝隙，光由是照进。”